能听出“哆”与“来”之间二十分之一的音，“金耳朵”率队复活千年编钟刘佑年聆听编钟乐音&楚天都市报记者简俊晖通讯员王甜甜摄影：楚天都市报记者尚炜 “陕西省汉中市汉乐府景区订制了一套编钟，我们正在做最后的检测、精调音，确保音质音色纯正。”5月7日上午，武汉市东西湖区万家墩东村一间厂房里，武汉工控艺术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佑年，指着一套长6.2米、高2.8米，总计45口铜钟的大型编钟乐器，向记者介绍。 在充满噪音和粉尘的厂房里，61岁的刘佑年带领团队已复制、仿制上百套编钟，打磨调音了上千口铜钟。经过30余年的积累，刘佑年已经练就了一副“金耳朵”：对音准的辨别，普通人只能听出哆、来、咪，他能听出“哆”与“来”间二十分之一的音。他为多个国家级的编钟项目作出了突出贡献，为此获得过多项荣誉。经层层推荐，省委宣传部组织评审，刘佑年当选为2018年4月荆楚楷模月度人物。 给领导削三支铅笔 悟出终身道理 5月7日，记者驱车到达东西湖区万家墩东村，记者下车朝着手机导航显示的“武汉工控艺术制造有限公司”方向徒步，沿着一条泥泞的乡间小道步行约400米，路边一堵墙上隐约露出“工控”二字，一打听，果然是刘佑年工作的地方。 公司的办公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，没有电梯，也没粉刷，颇显陈旧。刘佑年带着歉意说：“我最不情愿朋友们来这儿，他们都说这房子都可以考古了。”就在这种环境里，刘佑年和他的团队，复制出了举世震惊的各类编钟。 刘佑年1957年出生于武汉，中学毕业前、后两次下放农村。“你看我这动作，插秧的速度超过农村的老把式，”刘佑年用手比划着。1978年回城，他先在一家工厂上班，1983年电大机械专业毕业后进入武汉市机械工艺研究所，从此与编钟业结下不解之缘。 刘佑年认为，他下放农村期间的“亏”没有白吃。干这行需要吃苦耐劳，更需要专注和坚持，这些基本功正是他在农村磨练出来的。 刚参加工作，领导拿给他三支铅笔，要他削好准备制图用。刘佑年削了拿过去，领导摇摇头说，这支铅笔是画实线的，露出的笔芯不能太长;那支是画点线的，笔头不宜太尖……刘佑年一下子懵住了，没想到削铅笔都有这么多讲究，那么搞技术就更得精益求精。在往后的编钟复、仿制工作中，刘佑年始终保持着兢兢业业、一丝不苟的作风，并把这种精神传递到徒弟身上。与两千年前的工匠“对话”找回失传技艺 刘佑年与编钟的结缘，也算机缘凑巧。1978年，曾侯乙编钟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，这套由两千多年前工匠打造的乐器，改写了世界音乐史。 1981年，刘佑年参加老同学聚会，遇到省博“曾侯乙编钟”展览的讲解员和演奏员李锋，作为老同学，李锋带他们近距离参观曾侯乙编钟。“这个东西太奇妙，太震撼了。”刘佑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省博见到编钟时的情形。 此后，社会上开始对编钟产品出现需求，刘佑年所在的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，专门复制、仿制编钟，研究所后来改制组建武汉工控艺术制造有限公司。“做编钟，制作工艺主要是铸造和调音，铸造已很成熟。”刘佑年说，所有铜钟铸造成形后，都可以敲响，但这些响声要能达到设计要求的振动频率，才能成为演奏乐器，这就需要调音。而编钟不像弦乐器，又该如何调音?古人对编钟的形制样式、轮廓比例、合金比例等都有记载，唯独没有调音方面的记录。 于是，刘佑年和同事们一边实验，一边摸索。“编钟调音过程，就是摸索找回失传技艺的过程，相当于跟两千多年前的工匠‘对话’，复活他们的调音技艺。”刘佑年请记者用手感触已铸好的一口编钟内壁，内壁凹凸不平，有的地方还有槽痕。“编钟壁厚，不可能像茶杯那样均匀一致，光滑平整，它一定是有厚有薄，厚薄渐变的。”刘佑年介绍，磨什么位置，磨多少，是个“因音磋磨”的渐进过程。一步走错不可逆转。“坦率地讲，我是交了不少学费的。”刘佑年说，因为有了国字号平台的大力支持，他的实验才能得以持续，进而积累经验，乃至日趋成熟。 刘佑年自豪地说，2010年，中国第一部青铜打击乐器国家标准发布，上面仅允许5名个人署名，刘佑年位列第一。为乐团制钟曾遇“滑铁卢”工匠勇闯市场 1998年初，上海民族乐团要求公司制作33件套“炎黄宝钟”。花半年时间，刘佑年带领团队做出了这33口编钟。乐团指挥、音乐总监，会同武汉音乐学院的专家一起验收。专家随手敲击编钟，几分钟过后，判定其中11口编钟不合格，占了三分之一。半年心血，几分钟就被毁灭。 刘佑年对那次验收刻骨铭心，“问题检查出来了，该怎么做呢?没有退路，只能咬着牙，再学习再做实验、总结提高。”所幸的是，专家们不仅没责备，反而帮公司出谋划策，跟踪指导。当年夏天，刘佑年和团队成员不顾粉尘、噪音、高温的困扰，日夜打磨、检测，再打磨、再检测，不停地做，不停地总结和修正。“为调音，我们付出很多，只能在夜晚进行，因为白天噪音大。武汉夏天很热，人钻到钟的里面去摸，铜粉无孔不入，让人发痒，一抓就烂……”一个月后，这批33件套编钟全部通过了上海民族乐团的验收。当年底，重新铸造的编钟在新落成的上海大剧院演奏，引发轰动。“自己都没想到能出这么好的效果。”刘佑年觉得，这增强了他们闯市场的自信心。1999年，中国科学院牵头向全国招标铸制108件套中华和钟，在众多国家权威及专家学者参加的投标会上，刘佑年代表武汉工控艺术制造有限公司设计的“钟体大小与音位设计”技术方案，80%被认可采用。最终，公司研制的钟一次性通过国家专家组验收。2007年9月，北京新奥集团要为2008年奥运会赶制818件青铜钟、磬、铃，武汉工控艺术制造有限公司以业绩质量和市场口碑被选中。在短短10个月时间里，刘佑年又率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直到现在，这套乐器仍在北京供世界游客观赏。严格要求不断创新 授徒与时俱进 采访结束前，在武汉工控艺术制造有限公司调音车间，46岁的调音师刘厚海操起一柄小锤，在仿制的汉代编钟上敲出了乐曲《东方红》《茉莉花》等曲，这批编钟正准备交货。熟悉的旋律从车间飘出，连接着古老与现代。车间负责人艾伦华跟刘厚海一样，师从刘佑年20余年了。他说：“刘工从不保守，恨不得把他的本事一下子全都教给我们，可惜我们还达不到他的水平，但一定会朝师傅的高度努力。” 面对市场的变化，作为公司副总经理的刘佑年心里有本账：未来的编钟市场会越来越大、要求会越来越高。企业就要适应市场，技术要更新，脑袋更要更新。所以，除耳朵之外，刘佑年也开始鼓励团队运用最新的音乐分析软件、频谱仪等，对每一口钟的声音进行分析、检测，为做精品编钟乐器继续努力。“以后3D打印就能造出编钟，未来铸钟这一行会不会消失?”刘佑年认为，类似于人工智能跟人类之争，调音是一种技艺和艺术交融的劳作，前者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，后者则是一种不可量化的感觉。短时间内，任何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。适千百载文明技艺传承，三十年砥砺前行，不惟楚亦不惟汉; 合十六钟律吕宫商迭奏，二千字刻铭重篆，匠于形复匠于音。